垂拱殿的常朝,太后根本就没到,由韩绛押班,率领不厘务的朝臣进拜。
而在垂拱殿的常起居上,太后就带着小皇帝赵煦端严正坐,看着下面的群臣参拜。
常起居是内朝,都是有实务在身的文武大臣,议论的也是朝廷内外的事务。
军国重事,不能谋于众人。真正的国家大事,还是在崇政殿中讨论决定。
但今天不论是在垂拱殿上,还是在崇政殿上,都没有什么大事拿出来议论。
冬至后,年节前,也没什么事可以奏报。
之前东府三位宰执所议论的六路发运司的事,在政事堂内部就能解决了,用不着惊动到太后。而昨天韩冈奏报于太后的大小事务,也不需要在朝堂上再说一遍。就算是重要如天子赵煦的教育问题,也可以等到明年再说不迟。看了一眼比正常七岁儿童要小上一圈的皇帝,韩冈觉得最好还是不要那么早提经筵的事。
倒是吕嘉问上来说了一通西北盐税。
盐是朝廷专利,各路吃哪里的盐,朝廷都有规定。河南及河北一部,还有关西吃的是解盐,巴蜀四路,也就是益、利、梓、夔,是井盐的行销区。河东是土盐,剩下的地方,则全都是海盐——其中也分了广盐、福盐、淮浙盐、东北盐等分区。
不属于当地行销区的盐,决不允许在当地发卖。而且有的地方为了将官盐卖出去,各家各户在缴税时,甚至得将自家在盐上的份额给买回去,也就是强行抑配。
陇右路和永兴军路上盐池众多,解州盐池之外,还有银夏的青白盐池,旧熙河路上的众多盐池,在过去,私盐十分泛滥,价格高昂的官盐很难卖出去。现在官府采取了薄利多销的手段,也开始讲究质量,官盐价格比私盐还贱,朝廷的收入却没有减少。这是公私两便的好事,只是关西两路的盐价低了,弄得河东、京西的私盐贩子都是从陕西买了官盐来卖。
吕嘉问便是为此上奏,要么就是陕西抬高盐价,要么就看着京西、河东两地盐税大减。
来自陕西的大臣对此极力反对,都不用韩冈出面,吕嘉问的意见就被顶了回去。然后朝堂上定下来的方略,就是在出关中的道路上加派人手进行检查,捉到盐枭一律重惩。只不过按照早上在宣德门外三名东府宰执商议的结果,对盐枭的重惩最后只会以流放来处置,而不是过去的砍掉脑袋。
韩冈对当今的盐法早有不满,正考虑着该如何改,直接抽了三司的老底,所以对吕嘉问归班时投来的眼神根本就不加以理会。
自竞选失败后,吕嘉问颇受到了几次弹劾,但他硬是坐在三司的位置上不肯挪窝,王安石虽不理事,也始终保着他,所以一众御史也奈何不了他。
韩冈也懒得理会他。三司是为了分割宰相手中的财权才设立的,但现在政事堂的堂库中,有免役法、市易法等新法收入,加上来自内库的借贷,三司卡不了政事堂的脖子。
年初的时候,国库穷得叮当响,顺带将内库都刮了一遍。可在今年的夏秋两税入库后,加上新法收入与铸币局的铸币税,朝廷财计也就宽裕了许多。
尤其是铸币,铁钱看似价廉,可架不住国中多铁,今年各路一共铸了五百万贯铁钱,光是京中,就有两百万贯,这还是害怕铁钱贬值特意收敛的结果,否则再翻一倍都可以。铁钱五百万贯,五文的青铜钱和十文的黄铜钱,从面值上来计算,也有五百万贯了。除去原材料和人工,纯利超过三成。
而且这样的买卖,不用担心会做不长久,除了铁钱得稍稍收敛一点,铜钱想铸多少都没问题。这一年来所发行的青铜钱、黄铜钱,少说有四分之一被埋进了地里,市面上只会嫌钱少,不会嫌钱多。
铸币的量大了,也稳定了,铸币税也就能够旱涝保收了。其收入归入内库,政事堂开一张借据,就拿了六十万贯现钱到了手中。这就是国债。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再给内库开单子,不过就是宰辅们签字画押嘛,动动笔就有钱,韩绛、张璪、韩冈,哪个会嫌写字累?
而太后那边,一边是新铸钱和新织的丝绢大批的送进内库中,一边则是给付百官、三军的赏赐,以及政事堂递过来的借据。再多的钱绢只能过过眼。不过政事堂拿了钱,至少还有借据,加上政事堂也不会将钱都借走,给太后留了不少。看到半满的库房,好歹心中不慌了——一年就半满,两三年后就要想着加修库房了。
既然政事堂与内库之间的交流更多一点,三司使在太后心中的重要姓也就更低了几分,吕嘉问今曰的质问,连一个泡都没冒就沉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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