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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导读3（第2页）

小说中最有资格对其他人做出评判的当然是叙事者，但他是——用鲜花酒店老板缇亚蕾·约翰逊的话来说——“老成持重”

的，无论对谁都是同情理解多于指责非难，哪怕是对他明明极其厌恶的艾美·斯特里克兰，也无非是善意讽刺了几句而已。

不要随便评判别人这个来自《圣经》的古老道理遥遥呼应了毛姆在小说开头“老古董”

的自我定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月亮和六便士》是对当时那些差评师的回应，提醒他们不要急于言之凿凿地做出审判：既然乍看俗不可耐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其实是个伟大的天才画家，那么同样道理，貌似落入现实主义窠臼的《人性的枷锁》及《月亮和六便士》，也可能是流芳后世的煌煌巨著。

自1919年算起，将近一个世纪过去，至少从目前来看，光阴已经证明毛姆的谨慎和自信是正确的；从前种种针对这部小说的非议，连同那些非议者的名字，早被埋葬在旧纸堆里，除了极少数文学史研究者，再也没有人会去挖掘。

但不要随便评判别人并不等于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毛姆借由《月亮和六便士》所亮出的观点是精神优于物质、个体大于社会；而这种反世俗、反传统的立场，正是几代读者为之潸然泪下的关键所在，因为普通读者毕竟既不了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历史演变，也不知道文坛的私人恩怨。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毅然舍弃舒适的中等阶层生活，甘愿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苦日子，在世人看来已经非常难以理解；他甚至还决绝地抛下妻儿、背叛朋友，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更是十足的混蛋；但到最后，他却是一个得到作者和读者的同情、在艺术领域奏响凯歌的大英雄。

在小说的第五十章，叙事者讲述了两名师出同门然而命运截然相反的医生的轶事：医术高超的亚伯拉罕听从内心的召唤，丢下伦敦的优职厚禄，到亚历山大港当了朴素的检疫员；技艺稍逊的卡迈克尔则幸运地顶替了亚伯拉罕留下的空缺，成为趾高气扬的社会名流。

叙事者在讲完这个与斯特里克兰的传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之后，提出了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难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是糟践自己吗？难道成为年入上万英镑的外科医生、娶得如花美眷就算是成功吗？

这些拷问人生终极意义的难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小说的名字正好再现了两者之间的对立。

《月亮和六便士》这个书名来自1915年8月12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一篇持论较为公允的书评，该文作者称《人性的枷锁》的主角菲利普·卡雷“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

。

月亮象征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美妙的精神境界，也象征着离开伦敦的斯特里克兰和远赴埃及的亚伯拉罕所甘之如饴的清贫；六便士这种小面额的硬币代表着世俗的鸡虫得失与蝇头小利，也代表着卡迈克尔所引以为傲的豪奢。

月亮和六便士之间理应如何取舍，叙事者并无定论，只是谨慎地说：

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你认为你应该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应该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但千万不要误将毛姆当成亨利·戴维·梭罗的信徒，他其实并不反对、甚至非常讲究物质的舒适。

因为幼失怙恃，毛姆早年的生活虽然谈不上艰难，却也相当清苦。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伦敦和朋友合租一套每周租金仅需一英镑的两室户公寓，而且经常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

1907年声名鹊起以后，日进斗金的他从此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经常在当年伦敦四大豪华酒店出没，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访问时也非头等舱不坐。

三十六岁那年，他花八千英镑（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约一千五百万元）买下一座临近海德公园的五层住宅，耗费巨资修葺一新，尔后聘请了厨师、女佣和管家，他的朋友休夫·瓦波尔参观后艳羡地称其为“最理想的写作地点”

。

至于他晚年定居那座位于法国南部的海滨别墅，更是占地广达九英亩、随时可以欣赏地中海万顷碧波的顶级豪宅。

这也是毛姆的小说非常难以准确理解的重要原因。

有些作家文如其人，笔下抒发的是真实的胸臆；有些作家深藏不露，作品发出是杜撰的心声。

但毛姆总是游刃有余地在虚实之间来回切换，不经过细致考证和深入探求，你永远不知道某段貌似简单的文字，到底蕴藏着多少深意。

比如小说第四十六章写道：

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间某些男子必须过着单身的生活，但他们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们无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违背了这种旨意。

世上再也没有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值得同情的人。

这段文字看似慨叹尼科尔斯船长的不幸，但又何曾不是毛姆的顾影自怜。

写下这段文字的一年之前，也就是1917年5月，与同性恋人杰拉德·赫克斯顿携手同游的南太平洋之旅刚刚结束，毛姆屈服于良心的约束，勉强和离婚不久的西丽·贝纳多共结连理。

他们相识于1913年，有过几次逢场作戏的露水姻缘。

由于性情志趣迥然有别，最初的相见恨晚慢慢变成了同床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