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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第3页）

后来随着党中央在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对陕甘革命根据地情况的了解，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5年11月18日，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嘱托，林育英在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转告中共中央应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

同时转达了斯大林本人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上的意见：“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受国产国际的派遣，阎红彦、刘长胜等人也陆续回国，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系开始恢复。

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密切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发展。

19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伟大的中国革命越来越成为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及其主要世界中心的极其重要因素。”

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所有支部“积极支援中国革命，积极进行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

197年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广州公社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中指出：“要尽速援助中国革命！

要尽速援助中国苏维埃！”

191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

。

苏联准备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支援中国抗击日军，减轻苏联压力。

这里共产国际援助的对象，既包括中共，也包括国民政府。

德意日法西斯相机崛起后，为了应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威胁，共产国际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远东力量对比中的巨大因素”

，“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要从资金、通信联系、干部培养、技术、物资等多方面给中共切实的援助。

194年9月16日，对中国各根据地情况比较了解的弗雷德向莫斯科提交了《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其中军事物资援助是这样说的：

“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这种需要可能会较快地—还是由于远东的战争—提到日程上来。

在预见到这一情况和这一时刻到来做准备时，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5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

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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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仓库里要有足够的别的型号的武器（德国的、英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武器可以搜集修理，经检查后将其运往中亚仓库，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

194年底到195年，苏联情报部门设计的苏联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援助的道路是，“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

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的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却好的多。”

19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报告中称：“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

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了”

后来，苏联国防部、苏联红军情报局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成立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援助问题。

195年7月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红军新的根据地因此应选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较远的地方，同时新的根据地应该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潮流能够广泛地向全国各地推广。

选中的是四川、西康、陕西这样一个广袤的战略十分有利的地区。”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率先提出的援助物资渠道，最初是在建立川陕根据地的基础上，通过打通新疆的联系来实现，后期才提及外蒙至定远营的道路。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中共能够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通过苏联援助，使中共成为牵制和抗击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