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做文章。我想,自要找到个理想的女子,大概能马马虎虎地混几十年。文章还不尽于此,原先我不是以眼的经验断定人人可恶吗?现在改了。我这么想了:人人可恶是个推论,我并没亲眼看见人人可恶呀。也许人人可恶,而我不永远是犯着病,所以看不出。可也许世上确有好人,完全人,就是立在我的病眼前面,我也看不出他可恶来。我并不晓得哪时犯病;看见面前的人变了样,我才晓得我是犯了病?焉知没有我已犯病而看不出人家可恶的时候呢?假如那是个根本不可恶的人。这么一做文章,我的希望更大了。我决定不再硬了,结婚,组织家庭。生胖小子;人家都快活地过日子,我干吗放着熟葡萄不吃,单捡酸的吃呢?文章做得不错。”
他休息了一会儿,我没敢催促他。给他满上了酒。
“还记得我的表妹?”他突然地问,“咱们小时候和她一块儿玩耍过。”
“小名叫招弟儿?”我想起来,那时候她耳上戴着俩小绿玉艾叶儿。
“就是。她比我小两岁,还没出嫁;等着我呢,好像是。想做文章就有材料,你看她等着我呢。我对她说了一切,她愿意跟我。我俩定了婚。”他又半天没言语,连喝了两三口酒。“有一天,我去找她,在路上我又犯了病。一个七八岁小女孩,拿着个粗碗,正在路中走。来了辆汽车。听见喇叭响,她本想往前跑,可是跑了一步,她又退回来了。车到了跟前,她蹲下了。车幸而猛地收住。在这个工夫,我看见车夫的脸,非常地可恶。在事实上他停住了车;心里很愿意把那个小女孩轧死,轧,来回地轧,轧碎了。做文章才无聊呢。我不能再找表妹去了。我的世界是个丑恶的,我不能把她也拉进来。我又跑了出来;给她一封极简短的信——不必再等我了。有过希望以后,我硬不起来了。我忽然地觉到,焉知我自己不可恶呢,不更可恶呢?这一疑虑,把硬气都跑了。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地自信——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结婚,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我再没有勇气去打人了,只能消极地看谁可恶就躲开他。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做得更周到?你看,我是刚从狱里出来。是这么回事,我和土匪们一块混来着。我既是也可恶,跟谁在一块不可以呢?我们的首领总算可恶得到家,接了赎款还把票儿撕了。绑来票砌在炕洞里。我没打他,我把他卖了,前几天他被枪毙了。在公堂上,我把他的罪恶都抖出来。他呢,一句也没扳我,反倒替我解脱。所以我只住了几天狱,没定罪。顶可恶的人原来也有点好心:撕票儿的恶魔不卖朋友!我以前没想到过这个。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可是他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儿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意儿。”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饭就好。”我也立起来。
“不吃!”他很坚决。
“你走不了,仁禄!”我有点急了,“这儿就是你的家!”
“我改天再来,一定来!”他过去拿那几本书。
“一定得走?连饭也不吃?”我紧跟着问。
“一定得走!我的世界没有友谊。我既不认识自己,又好管教别人。我不能享受有秩序的一个家庭,像你这个样。只有瞎走乱撞还舒服一些。”
我知道,无须再留他了。愣了一会儿,我掏出点钱来。
“我不要!”他笑了笑,“饿不死。饿死也不坏。”
“送你件衣裳横是行了吧?”我真没法儿了。
他愣了会儿。“好吧,谁叫咱们是幼时同学呢。你准是以为我很奇怪,其实我已经不硬了。对别人不硬了。对自己是没法儿不硬的,你看那个最可恶的土匪也还有点骨气。好吧,给我件你自己身上穿着的吧。那件毛衣便好。有你身上的一些热气便不完全像礼物了。我太好做文章!”
我把毛衣脱给他。他穿在棉袍外边,没顾得扣上纽子。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