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必尽得晋国人心,代晋而有之!”
孙武话音落后,射台上先是一阵沉默,随后想起了吴王阖闾清脆的拊掌声。
“如此说来,太子对赵氏的警惕不无道理,十年后,赵氏当为吴国北上第一大敌……”
夫差眼前一亮:“不错,赵无恤占据鲁国,联合宋国,又将泗上诸侯据为己有,无论哪一面,都是阻挡吴国北上的要道,不可不除。”
“话虽如此,但晋国执政约合吴国伐宋、伐鲁、伐赵氏之策,吴国暂时不必搀和。大王和太子应该认清,楚国和越国才是急需解决的大敌,吴的人口、兵卒、辎重粮草,决定了大王无法南北同时出击。”
世人皆以为孙武是个好战之徒,可其实他却是个慎战之人。孙子从不打无把握之仗,这就是所谓的“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之前吴国伐楚,因为伍子胥一心复仇和夫概的冒进,无视了孙武认为击败楚国后要先退回陈蔡群舒一线,收民心稳扎稳打的蚕食建议,吴王阖闾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打算鲸吞大楚。这才有了连续的惨败,吴人未能在郢都久留,只能灰溜溜跑回姑苏,那场战争的结果是吴楚两败俱伤,吴国除了声威外,所得甚少。
所以此刻孙武态度坚决,决不可在北方轻启战端!
“孙子说的没错,不过如此一来就会错过中原大乱的好机会。真是可惜了。”
他回过头看着孙武。目光炯炯:“不过若寡人帅师伐越,先生应该没有异议吧?”
……
孙武一怔,立刻道:“不可!”
吴王阖闾皱起了眉:“为何不可?”
孙武道:“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而吴国刚刚从数年前的大战里缓过来,军中兵员尚未补足,该有的辎重粮秣也未完备,灭越的时机未到。”
“那先生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机?”
“时机当在三年之后。届时吴国的年轻一代已能披甲上阵,三年不闹水旱灾涝,吴国的粮仓便能堆满稻米,到时候,才有能力一举灭越!”
在孙武看来,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要打,就卯足了气力一举消灭,所以等待是必须的。
“三年……”吴王阖闾默默念叨,“三年后,在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的改纪其政下,楚国也快恢复过来了,而北方的赵氏,很可能同先生说的一样。已经扫清诸卿,统有晋国了。”
看来吴王还是一心想要北上,这藏匿胸中的雄心在磨砺了这么多年后,终于有些等不及了。
归根结底,他和太子夫差是同一种人!
孙武只好再劝道:”请大王想想晋文公的事罢,他回国后就致力于教化国人,两年后便想争霸。狐偃却说不可,因为国人还不识道义。于是晋文公出兵勤王,回国后着力发展经济。在他第二次想争霸时,狐偃还是说不可!因为国人还不知道信用,于是文公在围攻原的时候以信义折服了原人,借此告知国人,国君有信。这时候文公又想用民力争霸,狐偃再次反对,说国人还不知道礼仪,对国君还没有足够的恭敬心。于是晋国在被庐大搜,设置官员,明确职责,指定礼仪,明示国人。经过数年努力,才创造了在城濮一战而霸的伟业……”
“先生的意思是,寡人也要学重耳,耐下心来多等几年?”
“然。”
吴王阖闾沉吟不语,但他的太子夫差听说有仗可打,已经忘乎所以,出面道:“孙子所言虽有道理,但晋吴形势不尽相同,重耳刚刚归国继位,人心不稳,父王却已在位二十年,吴人唯君命是从。何况我听说越王允常重病缠身,不能理政,朝堂之事都交给越国太子处理,越太子勾践者,孺子也,此乃天赐良机,再不伐越,时机便稍纵即逝了。”
吴国人野蛮而急功近利了,本就不喜欢久等,而是喜欢速战速决。如今不止是夫差,整个吴国都在躁动和叫嚣着战争,此时此刻唯独智者才能冷静下来,分析利弊,寻找最恰当的机会。
“大王,太子!现在的越国内外团结,修甲兵以备吴,而太子勾践年轻有为,摄政后四处寻觅人才,锻炼死士,无日不训其民。而三江五湖,相为襟带,浙江汹涌,难以渡过,大军行进不易,故越未可伐也!”
孙武对间谍十分看重,认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他过去几年安排了不少人南下越国为细作,所以越国的一些动向知道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心里明白,坚韧的越国远没到可以轻易征服的时候。
夫差不以为然:“孙子太过谨慎了,越,蕞尔小国,岂能当吴军一击之力?何况如今是隆冬时节,北方降雪避战,南方却是沼泽干涸,动用刀兵的好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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