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世宗皇帝确实曾经定下耗羡归公之法,可如今呢,依然出现了官府吏员入不敷出之弊,那么如今只要将耗羡归公之法换个名字,再加一笔赋税,问题就真的能够解决吗?十年、二十年之后,若是又出现其他缘由,官府再一次入不敷出,那还要再搞第三次耗羡归公吗?如此久而久之,百姓的负担不是一样少不了吗?”汤金钊也不相信“耗羡归公”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那……你们觉得,如今漕运的问题,还有别的办法吗?若是……所有只要可能加赋的办法,你们都不愿意接受的话?”阮元到了这时,也逐渐清楚八折之议无论利弊,终究是一项得不到共识的提案,可即便是自己,也确实寻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老师,学生觉得,无论如何,法度都应该有垂示万世之用,若是直接奉行这八折之议,那不是等于明示天下,朝廷乃是唯利是图的朝廷,我等为官之人,半生修习圣贤薄赋爱民之语,却终归无用吗?”汤金钊也不觉感叹道。
“是啊,阮宫保,下官平日也从来雅好汉学,以为汉学之道,最为接近圣人本意。下官勤于治学,已有十余年了,可下官看圣人之言,无论如何也没有让我等明加赋税,圣贤也不可能明知一项新制有重大弊端,却依然推行这种新制啊?还是说……难道我们这几十年所学的圣贤之道,都白学了吗?”程恩泽在各人中年纪最轻,却对学问之事最为执着,说到这里,心中也是充满了不甘之念。
“老师,春海的言语虽然激烈了些,却也是如今许多后学的所思所想啊。”王引之也向阮元解释道:“别说老师了,就是我自己的学生,有不少刚刚做官之时,还都能够抱着一腔热血,想着到各府县做个好官,惠及民生。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便往往发现,下属吏员总是额外加征钱粮,可他们若不这样做,官府也没有足够余钱雇用这些吏员了。最后要么,他们作为县官自己加收陋规,还能让吏员少捞些油水,要么……就只能放任下吏自行其便了。久而久之,就连我的一些学生,也因为做不了知府知县,相继挂冠而去,可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老师精通数算之道,当年在浙江,如今在广州,都能让朝廷的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吏员也不至于心生怨念,可老师这般数算之才、查吏之法,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及呢?”
“这样说来,倒是我对后学之事了解得太少了啊?”阮元自然清楚,自己这几个弟子立身甚正,不至于因为私利私怨就去否定孙玉庭、英和的更革之议。可若是如此,那么反而意味着,如今天下之间的问题,远比经史之中所言历朝历代之弊要复杂困难得多。
“是啊,如今之世,这许多问题究竟是哪里来的呢?”姚文田也不觉向各人问道:“国朝惩历代之旧弊,立法定制最为详尽,如今之世,无穷兵聚敛之君,无一手遮天之臣,督抚节制一方,却没有李唐藩镇之祸,外戚、宦官、后宫俱皆安静,只能有所进言却不能左右朝政,国朝荡平四境,昔日历朝历代的边患,我们都没有了。可为什么我们阻止了一切旧弊,还会有这许多新问题呢?”
“秋农,或许正是因为国朝法度完备,如今这些问题,才能被我们所重视啊。”阮元也向姚文田劝慰道:“其实如今这些问题的根本,我看还是在于户口日增,物价日涨,旧时定下的赋税,如今便不够用了。更何况仁宗一朝,水旱灾祸频仍,竟无止歇之日,国家开支自然也就多了。去年我听说,京城还爆发了瘟疫吧?佩循兄和方总制也……其实这些问题,我想以前的朝代并非没有,可是之前的朝代,往往到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也就像秋农所言,另有聚敛、权臣、宦官、藩镇、边患诸般大事,以至于这些事过于明显,竟掩盖了其他问题。所以古人还没等到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国家就衰落了。我们呢,我们没有了这些旧患,所以许多旧日不被前人重视的问题,今天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这样说来,我们虽然解决了诸般旧弊,可还有许多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再来寻找新办法啊。”阮元所言瘟疫,指的是道光元年突然出现在京城的一场大疫,一说这种疫病便是从广州传入内地的海外传染病霍乱,许多直省也受到波及。大疫之后,先前的阮元同学,吏部尚书刘镮之因身体衰弱,竟而去世。这年年初,先前与阮元等人一同得到嘉庆赐宴的前直隶总督方受畴也撒手人寰。是以阮元说起上年大疫,也是悲从中来。
各人听着阮元之语,一时也均自沉默,不知有何良法。过了半晌,王引之方才劝慰各人道:“我倒是觉得,老师所言不错,但是民间也有句老话,太阳底下总没有新事。其实倒不是全无新意可言,只是凡是新生之物,总是要从旧典中推陈出新而来。若是旧意不明,那新生之物便是无根浮萍,不会长久的。我等潜心治学,不也是为了将圣贤未明之要义发掘出来,重塑天下读书之人,进而完成修齐治平的大事吗?所以,我还是相信,我们只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还是可以找到稳妥的治世之法的啊?”
各人对王引之之言倒是没有意见,纷纷称赞王引之学行深湛。可是即便如此,这时各人心中,却也多了一个不祥的念头。
王引之所说的,稳妥的“治世之法”,究竟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