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变化,而逐渐有了起色。这时嘉庆已经结束了盛京巡视祭陵之礼,准备南下归京,归京之前,嘉庆又一次接到了阮元上奏。
“定例夷人护货兵船不得进入内洋,即货船由外洋而来,非由洋商报明监督,监督批准令引水人引入,亦不准擅自进口来至黄埔……惟随地寻访,佥称英夷惧强欺弱,长于水短于陆,强于外洋弱于内洋……若再进至浅水,又再进登陆地,其势入鱼困辙,一步窘于一步,势强则彼不敢轻犯,理足则彼不敢藉口,……但臣既奉圣训,若彼时仍行开炮,则是有违批谕,臣万万不敢,若恃有原奉朱批,自为站脚,即不随时相机办理,臣更不复稍有人心……”果然,这一次阮元对于海防之事,进行了更加详细,也更为稳妥的解释,对于不能随机应变的问题也进行了足够细致的回复,嘉庆看到阮元言辞谦和,而理不可屈,心中自也暗暗钦服,渐渐改变了原来的成见。
“你等看看如何,朕却也以为,朕之前给阮元的批答,确有疏忽之处。若是洋人果然大胆,竟对虎门炮台加以炮击,而我绿营不能还击,一旦变故突发,两广再来请旨,那样最快也要四十天之后才能收到朕的批复。到时候,还不知广州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啊?所以朕也想着,不如明示一处界限,作为是否开炮的底线,若是洋人竟敢突破底线,则直接炮击,无需再行请旨,这才是应变之道啊?”嘉庆也向几名军机大臣问道。
“皇上,臣以为皇上明断,两广自然应当奉行。但开炮之事尚属末节,阮元相机办理之语,却不能不加以严斥!”托津对于是否炮击洋船似乎再不坚持己见,但对于阮元所言“相机办理”却犹有不满,向嘉庆道:“皇上,如今天下诸多督抚,受皇上重任,本应严守天朝法度,不得擅有逾矩之处。可如今阮元这般督抚,今日说要随机应变,明日又说要相机办理,长此以往,朝廷规矩何在?他们所谓相机办理,是果然为了朝廷海防,还是唯求私利,又有何人清楚?若是让各省督抚都如阮元一般,凡事不先请示皇上,便要相机办理,他们只会日甚一日的谋求私利,无所不为,视国法纲纪俱为无物!皇上,如今督抚藩臬、道府州县,因循废弛,贪鄙营私之辈决计不在少数,还请皇上明鉴,惟名与器不可假使于人啊皇上!”
“皇上,臣也以为托中堂所言有理。”卢荫溥当然清楚,嘉庆不久前方才严斥托津,这时托津在嘉庆面前力辩,稍有不慎,便会被嘉庆严斥,便也取过两封奏疏向嘉庆道:“如今外官昏聩废弛之人,犹有不少,更有甚者,许多京官做了督抚,却也和他们沆瀣一气,为他们百般回护!这是之前发到军机处的,广西布政使富纶的折子,富纶言及广西府县,吏治废弛严重,大多广西官员俱是庸碌不能任事之辈,致使仓库亏缺,刑案无措。可广西巡抚熙昌,明明被皇上外放要任,却以为广西官场并无如此众多奸吏,以为富纶所言,不过危言耸听!皇上,直省之事,朝廷从来应该严办,却不可让他们蒙蔽圣听,自行其是啊!”
“好了,直省之事,朕从来力求严查,只是阮元所言也有道理,两广海防与其他各省不同,一是距离遥远,二是一旦出现冲突,两广总督必须有临机应变之才,否则洋人横行无忌,苦的不还是百姓吗?”嘉庆想着两广形势毕竟与其他各省不同,还是在海防问题上放松了一些,道:“今日朕准许阮元多为应变,乃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权衡之策,却与其他督抚无干,督抚若是想要以权谋私,却是绝无可能!富纶和熙昌争执之事,朕也有所耳闻,这样,朕先让阮元去广西调查此事,之后朝廷这边,朕拟定侍郎文孚、赵慎畛二人为此次钦差,前往广西,务要查清广西官场究竟是否如富纶所言,官吏废弛、民生不治!这两件事,你们就准备拟写上谕吧。”
“至于阮元所言开炮之事,朕想着还是该明确一个界限的……这样吧,朕会让阮元在内洋外洋分野之处明立界址,若是洋船并无保商具结,便即越界,则许两广炮台开炮,无需再向京城请示!但即便如此,也要再次告知阮元,天朝抚驭之道,在于恩威并济,不可过示怯弱,亦不可孟浪从事,要是阮元果然有妄开边衅之举,朕也自当严办,绝不留情!你等可听清楚了?”对于炮击问题,嘉庆也终于做出了明确答复。
很快,嘉庆新的批复便送回了广州。
“国家抚驭外夷,俱有一定规制,遵守者怀之以德,干犯者示之以威……若该夷人不遵定制,妄希进口,有违禁令,亦先当剀切晓谕,宣示德威,妥为镇抚。倘竟敢恃其强悍,扬帆直进,擅越界址,则不能不开炮轰击,使之慑我兵威……”
经过阮元和嘉庆反复的商议,“越界则炮击”的原则,开始逐渐在广州形成定制。而两广总督也因其频繁涉及对外商贸之故,渐渐获得了更多应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