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这一年的开始,还没有人可以意识到,嘉庆二十三年,将会成为一个别离之年。
嘉庆二十三年二月之初,正是春意盎然,草长莺飞之际,嘉庆的御案之上,却忽然多了一份请求致仕的奏疏。太保、大学士董诰,这一年已经七十有九,再无力应对朝廷政事,便即向嘉庆上表,请求辞官归田。嘉庆这一日也特意召见了董诰,最后一次和这位辅佐了他整整二十年的老臣独对详谈。
“董诰啊,这些年朕强留你做这个军机大臣,也是辛苦你了。”回想董诰二十年勤勉任事,嘉庆自然也对董诰有些不舍,对他安慰道:“其实朕几年前也想着,若是军机处之中,尚有决事稳妥不逊于你之人,朕就准你致仕,可这些年下来,朕在京官之内,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参决要事之才能够和你相比的人啊,这一转眼,你也已经老成这样了,是朕惭愧啊。”
“皇上切莫如此自责,老臣看来,托中堂、卢宫保之才决不在老臣之下,老臣致仕以后,还请皇上重用他二人。”董诰也对嘉庆答道。
“董诰,你与托津、卢荫溥二人共事也有六七年了,他二人什么情况,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嘉庆回想朝臣之状,却也叹道:“他二人办事之能有余,决事之周详,便有不足,总是不如你明白。但董诰啊,朕也知道你平日言事之风,你凡有建言,一概不留奏稿,只在朕面前独对,所以朕知道你敢于进言,能够参决要事,外人,尤其是那些新任言官御史,可大多都不清楚啊。朕也不瞒你,就朕这里,都收到过好几次御史上疏,说你年迈无能,要求朕提前令你致仕,你这样一生谨慎,倒是朕对不住你了。”
“皇上,臣一门两世深受皇恩,自当竭力相报,是以凡有要事,皇上咨询于臣,臣不敢有半分隐瞒。但臣之言语,是为了江山社稷安定,并非为了在群臣之间引以自炫。外人是否了解臣这些上言,便也不重要了。”董诰依然诚恳地向嘉庆回答道。
“无妨,煌煌国史,自有记录,后世史册,会给你公允之见的。”嘉庆也向董诰勉励道,只是说起用人之事,嘉庆却犹有疑虑,不觉向董诰问道:“但这决事之人,就算朕一时寻不得,总也要有一两个可用之人啊,朕清楚,天下重臣你最为清楚,不如……你再为朕推荐一些可堪宰辅之人,如何?”
“皇上,其实臣也清楚,皇上最重直省之任,凡京中要员有实干之才者,皇上往往以督抚之任予以拔擢。所以臣想着,若是督抚之中有才堪治事者,皇上自可召其归京,他们精通庶务,就算入主军机处,也自然可以事半功倍。”董诰听着嘉庆之言,却也隐隐有了另一个念头,毕竟到了这一年,嘉庆也已经五十九岁,言语之间,早年的疾言厉色也已经逐渐消散,或许嘉庆询问于己,也是在为下一代辅弼之臣做打算。
“你所言确也有道理啊,但这军机处……也罢,毕竟朝廷大事,也不一定非要经过军机处嘛。”嘉庆却也想到,军机处毕竟是掌管机要之地,需要精于部务,能够保守机密之人坐镇,但即便如此,如果给地方督抚加大学士衔,令其归京进入内阁,同样可以在内阁以备顾问,先前他便已加了云贵总督伯麟协办大学士,以后如法炮制去,却也不难。又向董诰问道:“还有,京中新晋言官御史之中,依你之见,可有得堪大用之人?”
“回皇上,如今御史之中,臣之意有二人可用,御史卓秉恬,御史陶澍,此二人上言最勤,而且每有议论,均言之有物,皇上可以对他二人继续拔擢,卓秉恬可参预部务,陶澍此人……臣看过他奏疏,知道他对民生实务,最为关切,皇上可以先以府道之任委之于他,若他果能任事,再继续提拔不迟。”董诰回答道。
“卓秉恬和陶澍……朕知道了。”嘉庆也对董诰答道。
“还有一事,臣之意,愿皇上三思。”不想董诰又补充道:“近年来,多有言官御史言辞激切,颇预旗务,依皇上之意,御史不晓旗务,便不当妄言。臣想着皇上之意本来不错,但这些御史,臣却以为本为议论朝政,以匡时弊,却并无其他心思,给事中鲍桂星、御史罗家彦,皆以言及旗务而被皇上贬谪,但他二人本是赤诚之辈,皇上是可以重新启用的,更何况,鲍桂星上言旗民之用,皇上本来……本来也是那样做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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