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学泰斗

据，向乾隆表明事实，才终于为卢见曾平反。江春也因全力奔走，一时在扬州众商归心，成为不可撼动的总商之首。戴震当时已不在扬州，但听闻江府义举，也非常感动。便把江昉当作至交，这时江昉主动相邀，便也不好推却了。

    阮承信的父亲阮玉堂，当年与卢见曾也曾有来往，是故阮承信听过一些他的故事。只是阮玉堂去世已久，平日又不在扬州，两家并无特别亲密的交情，所以日子长了，也就不再联系了，只记得一些当年的故事。

    江昉寒暄了一阵，便向来处施了一礼，请戴震上台，自己则出了门，在一边等着，似乎不愿因自己身份，打扰真正的教学先生。阮元只见江昉所指之处，缓缓走过一个中等身材的老者来。听父亲说，戴震只有五十出头，可眼看眼前这老者，双目平和，似有无尽底蕴，但眼中神色，却比寻常五十之人更要暗淡。依稀可见的发辫上，也多是苍白之色。戴震这些年检校四库之书，耗尽心血，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辑录得不少失传典籍，一部《算经十书》更是让年轻学子重见上古算学经典。可为了这些，戴震也耗去了大半心力。

    戴震走上台来，对台下学子略一作揖，不少后学晚辈，纷纷站起还礼。只听他缓缓说道：“承蒙橙里先生厚爱，在下归乡，路经扬州，又曾在此讲过学，今日若不前来，反对不起各位了。”阮元听他说话，中气倒足，又颇为谦和，言语圆转自如。殊不知戴震早年也常与人辩论儒家“性理”之类问题，年纪大了，方自然纯熟起来。

    戴震道：“后学戴震，平日颇愿思索这圣人学问中性理诸事，有些一家之言，编了三卷薄册子出来，实在也不是什么大学问。后学在科场多年，也不过得了个举人，想必是学术尚有不逮之处。不过既然各位愿意听后学一言，后学今日便讲讲后学所思，这‘理’字究竟是何来由，又作何解释吧。”戴震对儒家思想中“理”的思考颇多，自己所著三卷《孟子字义疏证》，第一部分便是讨论“理”的意义，这时所言，其实也只是自谦而已。

    戴震见台下无人反对，便渐渐进入正题：“我等读圣贤书，这‘理’字，终是绕不过去的，可这‘理’字究竟作何解释，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学尝遍观先秦经典，方认识到，‘理’字意义颇多。有肌理，有腠理，有文理，亦有条理。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可见这人有了心智，便能观万物条理，便是我等常言之‘理’了。这‘条理’一说，又解释为‘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郑康成也说‘理者，分也。’什么意思呢，便是对事物之区别，详加区分。知道事物的差异，便是‘知理’了。自然，知道事物的差异，便也应当知道事物的本质。”

    戴震讲儒家这“理”字，语言浅易，详加说明又不失依据，阮元听了，渐渐信服。又听戴震缓缓道：“这‘理’字字义虽多，但纵观上古经籍，似乎并不常见。各位之所以觉得常见，实乃宋儒言‘理’之故。可宋儒又是怎么说的呢？‘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按宋儒这般说法，这‘理’自天而出，自人有了心，便存于心中。可事实是否如此呢？后学冒昧，自觉这‘理’本在人心之外，是人看到天下万物，才明了这万物之理。”

    “大家又要问了，戴某这般言语，有何依据？后学不才，试举亚圣孟夫子之言，为大家解释一番。孟夫子曾言，各人之口不同，但尝起食物，味道相同。各人之耳不同，可听起声音，音韵相同。由此可见，虽然各人心不同，但总能认识到些相同之物，这相同之物，便是‘理’了。”

    “各位又要问了，这与宋儒之言有何区别呢？后学觉得，这事物之理，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大家才有疑惑。可外界的声音，大家总听得到吧？大家想想，是先有了声音，后被耳朵听见，还是耳朵先知道了声音的存在，声音再出现的呢？自然是前者了。既然耳朵听声音是这样，用心去思考事理，自然也应是这样了。”

    “可有些不学无术之人，听了宋儒所谓理在心中的言论，便自以为所作所为，全凭自己心中所想。心中觉得对了，便是有理，觉得错了，便是无理。久而久之，刚愎自用，不听人言，反倒把这些视为圣人教诲！唉，这大好的一生，便这般自己糟蹋了。要知道这事物之理，应当自外部观察入手，方可在心中形成认识。若是随心所欲而不观察外物，和那些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又有何异呢？”

    “宋儒不但这‘天理’二字说偏了，便是这‘人欲’二字，一样偏了，后学不才，曾听宋学之人讲起，这《礼记.乐记》之中，便有‘灭天理而穷人欲’一言，如何偏了？要知道这人欲到了尽头，天理自然就被破坏了。可为了维护天理，便一定要湮灭人欲吗？人欲如流水，性理如沟壑，水在沟壑里流动，哪里错了？若是水流不依沟壑而动，四处奔流，才是错了！宋儒看这理欲，便如对待正邪一般，非此即彼。可这天理人欲，并非正与邪一般，是绝对对立之物啊……”

    戴震所言，乃是儒家学者中常见的“天理人欲之辨”，其实颇为复杂，为了讲学，已经讲得非常浅易。但阮元这年毕竟才十一岁，对于这些深刻的道理，也很难理解多少。只觉戴震讲的这些，言辞简明扼要，却又引经据典，极有说服力，至少要比所谓“宋儒”、“宋学之人”要强多了。

    阮元还不知这其中言论，便是清朝中期学者之间，辩论最激烈的“汉宋之争”。清朝取代明朝建立后，不少以明遗民自居的学者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明亡教训，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学者不学无术，毫无考据便空口辩论，最终违了圣人本意。所以自顾炎武、黄宗羲以来，便大力呼吁“实学”而反对“空言”。

    但所谓“实学”，本身包罗万象，具体到每一件事物，又有不同的做法。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顾炎武曾多次进行考据，以说明词语原本之意。进入清朝中期，学者多推崇顾氏，一时考据之学大盛，甚至有较为激进的学者，为了考证一个词语的原义，竟然要找遍先秦两汉的所有流传著作。不过这个时段的上古作品，一共也没留下多少，否则学者们便是穷尽一生之力，恐怕也看不完那么多书。

    这些学者往往认为，越是距离孔孟圣贤近的时代，对词语做出的解释越容易符合原意。所以汉代大儒许慎和郑玄，便成了这些学者的推崇对象。由于这些学者动辄引用汉儒对经典的解释，这一派便渐渐被称为汉学学派，而依然推崇程朱理学的学者，便被称为宋学学派了。

    其实清朝官方科举，并未直接认可汉儒，官方言及科举，明文称四书要遵循朱子集注，五经也有对应的理学注解。早期圣祖康熙帝在位时，更是大力推广理学。故而清朝中前期，宋学占了绝对主流。可清朝进入中期，一方面宋学理论渐渐僵化，学派后继乏人。一方面文网颇密，民间读书人若是一言一行不合上意，只要被揭发出来，便可能是大逆之罪。所以很多读书人明里不言，却暗中和朝廷较劲，你专用宋学，我便推广汉学。又有惠栋、戴震等人，倾毕生之力于经籍之中。故而朝廷之外，汉学学者反而地位越来越高。

    当时在位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倒也不是不清楚这些。但乾隆颇有心术，深知这些儒者并非真有什么“大逆”之心。所以言辞之罪，针对的多是些声名不著的生员和在乡举人，而对于戴震这些已成名的海内名儒，非但不加罪名，反而听之任之。戴震本也不愿参与政治，反而积极参与《四库全书》的修撰。于是皇帝与大学者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和平。久而久之，不少乾隆前期的汉学学生，已经成了学政、典试之官，后来学生在科举中引用汉学学者如惠栋、江永之说的，不仅不会落榜，反而容易得到更高名次。

    这时的阮元，尚未参与汉宋之争，但戴震这一番言论，却也让阮元心中，多了一个敬仰之人。阮元之后也再未见过戴震，三年之后，因编修四库，致力学术，戴震积劳成疾而终，年仅五十五岁。

    这时戴震讲学已毕，江昉又回到堂中，请了戴震回去，其余书生也各自归家。阮承信父子告别了孙星衍和洪亮吉，正也要离去。忽听江昉在后面说道：“得中可否暂留片刻？”

    阮承信听江昉唤他，只好回过身去。阮元虽不想再入江府，但江昉毕竟是他舅祖，也恭恭敬敬的施了礼。只听江昉对阮承信道：“得中离开我江府，这数来也有两年了，先前提到那件事，不知可否考虑清楚了？”

    阮元颇为疑惑，不知江昉所谓何事，阮承信道：“既是舅父出言，本该前往，只是……”看了看阮元，似乎有些不便。江昉也不强求，道：“若是不方便，回去和夫人商量一下也好。”阮承信这才带了阮元离去。

    阮元本也不知父亲和江舅祖商量了什么，但这天回到家后，阮承信向林氏提起，阮元悄悄在屋外听了，方知来由。原来江家生意遍及长江中下游诸省，西至两湖，都是江家贩盐之处，因而扬州之外，时常缺人管理。他离开江府之时，湖北分号有个账房位置空着，江昉想起阮承信，便向他提及，若是做了账房，平日也能多赚些钱，而且阮承信在外谋生，家里也能节省些开销。

    可阮承信之前一直没有答应，因为阮元当时年纪还小，觉得自己一旦离开扬州，阮元缺人管教，只怕误了学业。江昉当时便补了别人去湖北，谁知近日传回消息，那人不幸溺水而亡。阮元年纪又大了两岁，也不需要特别亲密的照顾了，于是江昉便再一次向阮承信提起这件事。

    林氏听完阮承信这事来由，凭着自己对丈夫的了解，已清楚了阮承信为什么不愿前往湖北。原因无非有三，一是阮承信自恃读书人身份，不愿做账房之事。二是担心即便去了，事情也应付不过来。三则是担心阮元了。略一思忖，这三件事都不难解决。便道：“夫子且先冷静，以我的想法，这账房之事，倒未必有多少难处。先前夫子说，橙里先生多次向你提及前往湖北之事，若这差事真的困难，江家又不会为了你一人，把财路都断送了，必然会立刻派个得力的人过去。既然橙里先生等得你这许久，想来不过是想帮你解决一下生计罢了。”

    阮承信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江家人脉颇广，必然不至于缺乏人手。但总是觉得以士从商，不免有些不雅。答道：“夫人之言，确是有理，可我平生从不晓商人之事，便是平日并不要紧，也只怕……”

    “夫子是觉得，自己一个读书人，去做那出入记账之事，有失身份，是吗？”林氏知道阮承信在这一点上，终究不会自己承认，倒不如直接点破，阮承信方才可能正视这一矛盾。“可夫子有没有想过，若咱家就这样下去，只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元儿离成年还远，总不能让他去补贴家用吧？更何况，夫子终是要抱孙子的。”

    说这话时，林氏也怕阮元万一在外听到，于是最后几个字，便压低了声音，同时身子微微向左倾斜，眼睛也向左瞥了一下。阮家门户向南，林氏这时向左微动，便是指向东侧，江府正好在扬州城东南方向的康山，这个姿势一做出来，阮承信看得清楚，很快会意，点了点头。

    阮承信与妻子相处十余年，两人都是读书人家出身，性情相投，说起话来，默契也多，平时自己有什么话说不出来，林氏察言观色，便可看出个八九不离十。反过来自己也知道妻子心意，这时看妻子动作，便既领会。妻子说到抱孙子，又转向江府方向，言下之意，便是希望未来阮元订婚之时，可以从江家择一女喜结连理。阮承信生母便是江府出身，早有渊源，而且江家从江昉父辈起，从、表兄弟便不在少数，若是下一代人，与阮元血亲已远，最多称一声表姐妹，但已无近亲关系了。阮元若与江家之女结亲，未来只要不自己败家，衣食无忧一生倒也不难。

    可阮承信与江府之间，关系也并非特别亲密，如果阮承信就这样去和江府谈论阮元婚事，江昉固然宽厚，却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同意阮承信。但若是阮承信愿意接受江昉邀请，为江家做几年事，阮家江家之间，联系便会密切。而且到那个时候，阮元年岁足够，就可以去考官学，一旦阮元入学，再证明自己的实力，与江家联姻，便会大有希望。

    阮承信既已会意，想到自己这一生，只怕很难挽回阮家的衰落了。但阮元很快就会长大，若是到时候自己有个不测，阮元未来的生活，只会比现在更困难。阮元又不像自己有国子生头衔，到时候只能沦为平民，再无免除赋役、登堂而坐之类优待。想到这里，自己也确是对不起儿子，若是再硬撑着门面不放，只怕有些虚伪了。便道：“元儿还要几年才能长大，总是要把这几年撑过去。这湖北一行，看来是必须要去了，只是元儿的学业……”

    “爹爹放心，元儿一定继续努力，绝不让爹爹失望。”阮元听了父母这一番话，再也按耐不住，便索性走出来，道：“爹、娘，你们的话，孩儿已听到了。孩儿虽然不能全懂，但孩儿知道，爹爹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元儿，才考虑去湖北的。元儿现在还小，做不了什么，但我可以现在努力，七年之后，元儿成年了，就可以撑起这个家了！”说道这里，阮元虽然勇敢，却也不免有些心虚。胡廷森自江府一别，后来虽也指点过他，可胡廷森自己事务同样繁忙，很难一直帮助阮元，后面读书学习的路，自己也不清楚该怎么办。

    林氏笑道：“元儿倒是有孝心，爹娘已经知道了，但元儿你还小，先把课业完成，才是你该做的。”忽然想起，陈集家中，据称近日有位新来的先生，听族里人这先生颇有才学，讲学简明扼要，让人易于接受。阮元若去陈集跟这位先生学习，倒也不会误了学业。便和阮承信父子说道：“其实夫子去湖北，也未必就耽误了元儿学业。元儿，家里没了这个能教书的爹，还有我这个能教书的娘呢。”

    阮承信一时不解，林氏继续道：“前几日陈集的表兄来信，说陈集我们林家家塾里，近日来了位先生，姓乔，名字大概是叫做……乔椿龄吧，说乔先生学识渊博，人也谦和，平日家里子弟但凡有请教的，乔先生都一一耐心作答，以前请的先生指点不明之处，乔先生都能讲得通透。元儿愿意到乔先生那里去读书吗？”阮元听母亲说乔椿龄为人不错，自己除了胡廷森外，也没其他认识的先生，便点了点头。

    阮承信笑道：“不想还是夫人聪明，今日橙里先生和我说这事时，我尚有不少难处，没想夫人这一提点，竟全都解决了。看来湖北这一趟，我是可以放心去了。”又对阮元道：“元儿，父亲知道你娘贤惠、又识大体，即便父亲不在家里，有你娘在，凡事听你娘的话，总是不会错的。元儿能记住吗？”

    阮元点点头，阮承信又道：“爹爹这两年教你《资治通鉴》，故事也讲了上百个了，依你现在所学的内容，想自己看通鉴全文，爹觉得已经不难了。以后便自己多读书吧，一定要记住，咱们读书，是为了学有用的学问，千万不要被科考耽误了。”阮元也答应了，其实这时他听多了阮承信讲历史故事，早已自己把《资治通鉴》看了一些，听父亲对此非常认可，当然更自信了。